近日，江西九江多个县市区相继发布倡议书，号召公职人员、党员干部带头缴纳物业费，主动按时、足额缴纳，绝不拖延推诿、不搞变通、不打折扣，以实际行为履行业主法定义务，彰显责任与担当。今年以来，为何这类倡议频频出台？它揭示了行业的哪些问题？起到了什么作用？是否能真正奏效？本文将逐一进行深入分析。

倡议引发热议：江西、云南多地发文，号召公职人员带头缴物业费

近期，江西九江多个县市区、云南绿春县等地相继发出倡议书，号召公职人员带头缴纳物业费，有的地方甚至将缴费情况与个人考核、评优升职挂钩。

5月1日，共青城市物业服务突出问题深化治理突击战工作协调机制办公室在倡议书中写道：依法缴纳物业费，既是法定义务，也是“夯实基层治理根基的关键举措”。

4月20日，武宁县由县委组织部、宣传部、社会工作部、住建局和豫宁街道办事处联合发文，要求党员干部“牢固树立‘花钱买服务’的正确消费理念”，带头履行业主义务，主动补缴历史欠费。

3月2日，云南绿春县人民政府发布《关于积极缴纳物业服务费的倡议书》，要求广大党员干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国有企业职工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事实上，此类倡议并非首次出现，但近期的密集出台，引发了行业热议。这背后折射出物业管理行业的深层次困境：业主与物业矛盾持续升级，以及社区基层治理的症结。

表：部分地区发布关于物业费缴纳倡议的官方通知、倡议书

折射行业困境：撤场潮来袭、收缴率下滑，物业费困局亟待破解

今年此类倡议频发，主要是由于行业持续走低的物业费收缴率与不断蔓延的撤场潮，正在严重影响社区发展、和谐与安全。

近两年，行业收缴率显著下滑。以物业百强企业为例，近两年物业费收缴率呈现显著下行态势，项目运营压力持续加大。2025年，百强企业平均物业费收缴率为87.32%，同比下降明显，延续了近年来的持续下滑趋势。收缴率的持续走低，不仅直接反映了业主缴费意愿的整体减弱，也预示着更多住宅项目正在逼近财务管理上的“警戒线”。

图：2021—2025年百强企业物业服务费收缴率情况

随之而来的，就是住宅项目退场案例的爆发。整体来看，主动撤场的物业项目数量显著上升，已成为撤场案例中的主流。其覆盖范围既包括交付不久却因成本倒挂、收缴率低、入住率低而陷入运营困境的次新项目，也包括服务周期长、历史欠费多、收缴率长期处于低位的老旧小区。在此背景下，“主动退出”看似是企业自主决策，实则是在盈亏失衡与缺乏调价空间的双重压力下，被迫选择的一条止损路径。

然而，物业撤场远非问题的终点，而是更大困境的起点。

撤场即“停摆”：短期管理真空难以避免。物业企业一旦正式撤离，多数小区会迅速陷入管理真空状态。门禁失效、监控盲区、垃圾无人清运、楼道照明中断、电梯停运、消防系统无人值守——这些并非极端假设，而是在多个已撤场小区真实上演的场景。即便是出于维稳考虑，由街道、社区或应急物业临时介入“兜底”，其能力也极为有限。临时接管通常只能勉强维持垃圾清运、出入口基本安保等最低限度的生存秩序，服务质量、响应速度、设施维修水平均无法恢复至原有专业化标准。对于业主而言，这意味着从“服务不满意”骤然跌落至“服务基本没有”。

核心病灶未除：撤场不解决根本矛盾。更为严峻的是，导致原物业撤场的核心病灶并未随着经营主体的离场而得到任何实质性的解决。收缴率持续低迷，业主欠费习惯一旦形成，不会因为换了物业就自动补交。开发商遗留的巨额欠费与工程隐患，如房屋质量缺陷、配套设施不完善等历史问题，依然摆在面前；业主与物业之间的信任裂痕，经历了撤场风波后，往往变得更加尖锐。这些问题像“定时炸弹”一样，留给了下一家可能接盘的企业。

恶性循环成型：“失管—引入—再失管”反复上演。正是由于病灶未除，部分小区已经陷入“失管—引入—再失管”的恶性循环。一家物业企业因亏损撤出，街道或业委会费尽周折引入新的物业公司。新企业入场初期，往往承诺改善服务、投入资金改造，但一旦面对同样的低收缴率、同样的历史欠费、同样的业主对抗情绪，很快也会走上相同的亏损之路，新物业同样选择撤离。

赋能基层治理：政府推动缴费意识提升，以“关键少数”带动社区重回契约轨道

倡议公职人员、党员干部带头缴纳物业费，并非简单的“帮物业催收”，而是试图在恶性循环的源头注入“正向示范”。公职人员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直接参与者和社风民意的引领者，其“关键少数”的身份属性决定了他们必须成为破局的关键力量。号召公职人员带头缴纳物业费，绝非简单的“催缴”手段，而是对其“双重身份”责任的重申——既是公权力的行使者，也是社区生活的居住者。通过将缴费履约情况纳入干部日常管理、考核评优乃至晋升评价体系，构建“社区摸排、单位协查、组织督办”的闭环机制，能够以制度刚性替代柔性倡议，坚决破除部分人群中的特权思想与侥幸心理，明确“在规则面前人人平等”的治理红线。

“风成于上，俗化于下。”当公职人员率先垂范，以实际行动厘清“享受服务即应履责、身处社区必须遵守公约”的权责边界，便能释放出强大的正向辐射效应。这种示范作用能够有效打破业主群体的“观望心态”与“囚徒困境”，带动广大居民从被动应付转为主动履约，逐步扭转拖欠成风、以闹维权的不良风气。随着物业费收缴回归正常轨道，物业服务质量得以保障和提升，业主与物业间的对立情绪自然消减，社区治理便能从“对抗博弈”走向“良性互动”。

最终，这一举措的深远意义在于推动基层治理生态的系统重塑。从个体示范到群体效仿，从行为自觉到风气养成，公职人员带头践诺的过程，实质上是在社区层面重构契约精神、涵养公共理性的过程。它不仅化解了具体的物业矛盾与邻里隔阂，更通过“关键少数”引领“绝大多数”，将规则意识植入社区治理的毛细血管，为构建党组织领导下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奠定了坚实的民意基础与制度基石。

倡议成效如何：“关键少数”能否扛起带头大旗？

这场以“关键少数”为突破口的治理探索，究竟能否真正发挥“头雁效应”，唤醒业主的公共契约意识，进而推动社区基层治理生态的实质改善，其最终成效，实则系于制度设计、执行力度与社会认同等多维度的综合考量。

其一，关键在于“关键少数”能否实现从“被动应付”到“主动垂范”的深度自觉。治理的难点不在于发文要求，而在于如何彻底铲除部分公职人员心中残存的“特权思维”与“法不责众”心态。这要求不仅要有刚性制度约束，更要通过文化浸润与纪律震慑，让公职人员深刻认识到，按时足额缴纳物业费不仅是经济契约的履行，更是身为公权行使者必须恪守的政治诚信。只有当缴费行为内化为无需提醒的行动自觉，其示范效应才具有真正的公信力与说服力。

其二，核心在于物业企业能否借势完成从“催费管家”到“服务主体”的角色归位。基层治理讲究权责对等，若仅单方面强调业主缴费义务，而对物业服务质量监管缺位，则极易引发新的对立情绪，导致“公职人员缴了，老百姓更不服”的反效果。因此，必须建立与“缴费风暴”相匹配的服务质量提升机制与第三方评估体系，让物业企业在感受到“收费变易”的同时，更感受到“监管变严”的压力，倒逼其以服务品质的迭代升级来回应业主期待，真正打破“服务差—拒缴费—服务更差”的恶性循环。

其三，根本在于倡议本身能否经得起法理审视并赢得广泛的社会认同。任何治理举措若缺乏合法性基础或显失公平，终将难以服众。这要求相关政策制定必须精准拿捏尺度，既要体现对公职人员的高标准严要求，又要严格限定在法律法规框架之内，避免侵犯隐私或搞“一刀切”；同时，要通过公开透明的沟通机制，向公众阐明此举旨在维护全体业主共同利益、修复社区契约的初衷，从而最大限度争取民意支持，将“行政推力”转化为社会各界普遍认同的“价值共识”。

结语

这场以“关键少数”为支点的治理探索，既是对社区契约精神的一次系统性重塑，也是对基层治理逻辑的深层校准。当公职人员真正将按时履约内化为无需提醒的行动自觉，当物业企业以服务品质的迭代升级回应“缴费回暖”的期待，当“享受服务必履义务”的规则意识穿透观望与侥幸，曾经陷入“欠费—降质—再拒缴”死结的小区，才有望真正重启市场化治理的良性循环。这不仅是破解物业费收缴难的战术突围，更是以“头雁效应”带动“群雁齐飞”，将法治信仰、公共理性与共建共治的种子播撒进社区肌理，为构建党组织领导下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基层治理新格局，筑牢坚实的民意根基与制度屏障。